企业之声

在沈阳，奶业作为一个行业登上历史舞台，服务于社会，始于1926年。这个时间点埋藏着一个惊人的巧合，它正与1925年裁撤奉天官牛场的时间衔接！

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断——奉天官牛场被裁撤，其中的牛只流落社会，与沈阳的城市需要相结合，成为沈阳现代乳牛发展的肇源。

让我们推究这段历史的细节。1925年3月27 日《盛京时报》载文“废止副都统之近况”云：“张督办为撙节经费，拟将兴京、盛京两都裁撤……兹闻已于24日致电中央政府，请将该二缺裁撤，并将冯德麟与德裕兴两副都统免职。所有两署事宜归奉天省署办理云。”随后，冯德麟遵照指令，向奉天省长公署移交了副都统印信。这个裁撤的决定，正处于祭礼的关键时间节点！1925年的4月5日为清明节，正逢每年最重要的祭礼节日。“三陵”的祭祀极其繁琐，每到清明节祭祀，就要从彰武地区的牧群中挑100头带牛犊的乳牛，一般是在2月的中下旬，即由牧场的委员负责挑选乳牛并将其集中在一起，再送到奉天官牛场内饲养。在馆内喂养一个月，再由盛京三陵负责在清明节挤奶祭陵。清明大祭完成以后，再把牛赶回牧场。张作霖裁撤奉天官牛场的时间，正逢乳牛在奉天官牛场饲养之际。此时裁撤三陵副都统之职，奉天官牛场、彰武排牧场也同时被撤。不难猜测，这些失去了祭礼需求的乳牛，应从当时的奉天官牛场散落到沈阳民间。

据《沈阳市畜牧业志》记载，沈阳城1926年已经有了20多家养牛户，饲养了30多头蒙古奶牛，用十分传统的方式进行人工挤奶，自行销售。可以推测，这30多头蒙古奶牛应当与刚刚裁撤的奉天官牛场、彰武排放场的乳牛有渊源。

当时正是“欧风美雨”不断侵袭中国城市之际，饮用牛奶利于养生的观念也一点点传入我国。中国的乳牛事业虽然起步较晚，但在大都市里，喝牛乳渐成风尚。沈阳民间的牛奶销售一经起势，也逐渐有了规模。当时的行情是这样的：小瓶牛奶的售价为（半斤）0.05元，中瓶牛奶0.07元，大瓶牛奶（0.5公斤）0.10元。当时，在鹿鸣春楼下和军署街各设一处奶茶馆。奶茶馆刚刚在沈阳诞生之时，两个地址可谓耐人寻味。一个在欧美租借地——商埠地的中心位置，一个在原盛京皇城内的奉系军阀统治中心。

沈阳的乳业面世后，就在奉系政权的推动下，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。1927年，奉天市政当局成立“牛奶共同处理所”，对牛奶进行消毒处理。同时，开始引进日系荷兰奶牛和滨州牛，进行杂交改良，以逐步淘汰蒙古牛。

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，沈阳当年养牛户发展到50多户，奶牛150多头。实际上，牛奶的储存、加工、饮用是一个需要严格规范的过程。当时，奉系军阀统治下的东北地区，不断加强对奶牛饲养、乳业工厂生产、零售等方面的管理。

奉天市政公所1923年正式成立，是近代沈阳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市政领导机关，对沈阳乳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图为20世纪20年代初的奉天市政公所。

这一时段，沈阳乳业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。1928年7月5日，奉天市长李德新特意给奉天省省长刘尚清发函，请他批示“送取鲜牛奶营业规则”及相关事宜。这部划时代的政府公文，是沈阳乳品行业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步骤。

在文本中，奉天市长李德新以敏锐的洞察力，对沈阳市的鲜牛奶发展状况进行了说明。他在向刘尚清的请示中写道：近察市民生活程度日进，饮用牛乳者较前既多，其以牛奶为营业者亦既而加增，于市民之保障未始无细。惟牛奶亦为传染病菌媒介之一，倘不厘定规则严示取缔，本不仅于行业发展利益，对于公共卫生为害则甚巨，兹根据奉天市暂行章程第十二条之规定，拟定取缔鲜牛奶营业卫生规则十二条，张贴各处商店……

1928年，沈阳市颁布了第一份乳牛经营的执照。这份执照见证了沈阳现代乳业的诞生。

李德新推出的十二项规则，为沈阳市鲜牛奶事业的发展，奠基了坚实的基础。现将他拟定的十二项规则列于其下：

奉天市政公所取缔鲜牛奶营业规则

第一条 凡以贩卖鲜牛奶为营业者除遵守一般法令外须适用本规则。

第二条 鲜牛奶营业者须呈请本公所注册领有本公所营业许可执照始准营业，若有变更或歇业时须先期呈报本公所撤销执照。

       请领营业许可执照时总缴照费现大洋二元。按照法价核收奉票。

       营业许可证执照须常悬挂于营业场所之显著地方以示。

第三条 凡患肺病房麻花柳病或疥卿等之皮肤病者不得从事操作

第四条 消毒营业者须将其用器及榨奶场时常洗濯、消毒；

乳部及其周围须常清洁；取奶者须先洗手及乳部方可取奶；

成奶器具均须加盖。

第五条 牛舍须宽敞高照，不得积存粪便，并须有排水设备以排染水。

第六条 左列各牛不得榨奶。

一：病牛

二：生犊后未满四星期之牛

第七条 左列各奶不得贩卖并不准用以制造食品。

一：已腐之奶

二：粘度过当或气味不正之奶

三：蓝色、赤色或他种不正颜色之奶

四：搀入不正杂质之奶

五：由第六条各牛取出之奶

第八条 奶瓶须以相当之法消毒，瓶口以相当之法对塞瓶之外部须粘明营业者之地址、商号，牛奶运送器上须加盖或覆用洁布其上面，须书明营业者之商号及地址以便检查。

第九条 发现病牛时应即隔离以免传染，并报告管边有警区。

第十条 违犯本规则之一者，斟酌情形轻重处以现洋十元以上、百元以下之罚金。

第十一条 本公所稽地查等随时到营业场所照章检查之。

第十二条 本规则自呈准公布之日施行。

1928年，沈阳市颁布第一部规范乳业发展的条例，为刚刚诞生的城市乳业厘清了方向。

短短三年期间，沈阳的牛乳业发展势头向好。牛奶销售的出现，以便捷的方式满足了人们的饮奶需求，推动了社会进步。20世纪20年代，牛奶热悄然地搅动着沈阳城，成为新兴时尚，令人们趋之若鹜。连张作霖本人也不例外，在暑热的夏季，张氏帅府里的人喜欢享用一种特殊的牛奶冰点。

辉山乳业老员工李浩的家庭故事，可以见证这段不平凡的历史。

李家三代是养牛人，从1920年代开始养牛至今，一家三代人穿越了百年沧桑，度过了沈阳乳业发展历史的几个重要时期，参与了其中若干个重要的历史事件。以下文字为李浩的自述——

我的爷爷李树梅原本在河北生活，大约100年前，在年轻力壮的时候，我爷爷作为长兄，带着哥三个，共同闯关东，挑着挑子来东北，以卖咸菜为业，一路卖一路走，最终落脚在当时的沈阳商埠地一带。在20世纪20年代，我爷爷和两位兄弟一直以卖酱菜为业。在经商的过程中，偶尔看到沈阳有人在养奶牛，这个新兴行业虽有风险却收入颇丰，就把我爷爷和两位兄弟吸引了。当时他们年轻气盛，就白手起家开始了养牛生活，我的家庭从此与牛结缘，成为沈阳历史上第一代有史可证的养牛户。

 沈阳现代乳业的第一代养牛人——李树梅夫妇

我的父亲李秉升在1924年出生，是爷爷辈大家族的长子。从小生长在这个养牛家庭，我的父亲对养牛有着特殊的感情。我父亲上了小学后便回到家里，10多岁的年纪就与大人们一同养牛。当时，爷爷住在沈河区山东庙附近的胡同里。我爷爷在东胡同开了牛奶房子，我姥爷在西胡同开了一间粮面铺，因为门当户对，有亲属介绍，我父亲和母亲就成亲了。那年，我父亲16岁，我母亲17岁，当时邻居们调侃我母亲说：王家闺女嫁给“牛奶房子”了。

1939年，我的父母开始独立门户，在会武街（今领事馆一带）一带住了下来，那个时代，这儿已经是沈阳城的南郊了。因为囊中羞涩，我的父母只能买下一处破败的砖窑——永庆窑场的厂房，在这里，可以远远看到长沼湖（今南湖公园）。

我父母来到这里时，窑场的场景比想象中更差，屋子里连窗户和门都没有，四处透风，只挂着布帘子当门窗，在冬天的时候便会冻得瑟瑟发抖，各种难关考验着这个困难的家庭。在会武街的附近还有一处停灵的房子，也就是停放死尸的地方。

为了开启自己的养牛事业，我父亲北上黑龙江买了10多头牛回来。爷爷离开的时候，留给我父亲10个左右小宝（小金元宝），父亲就把这些小金元宝作为启动资金。父亲从黑龙江购入的牛，大多是别人家淘汰下来的。不过，家里购入了一头叫“小秋林”的奶牛，是带着奶来的，而且产量比较高，家里人都感到如获至宝。当时能买到牛是比较难的，别人淘汰的奶牛产奶量都偏低。想要使牛高产，就得自己培养、配种，把产奶量一点点提上来。

沈阳第二代养牛人李秉升、王玉兰夫妇在牛奶房子前的合影。

现代画家根据李秉升的回忆，绘制出位于李家老宅——沈阳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牛奶房子的样式。

当时的处境非常艰难，我的父母既要养5个子女，还要照顾这些牛，于是雇了几个工人共同养牛。当时，又是养奶牛，又是养孩子，让我的父母特别操劳、特别辛苦，也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。到了古稀之年，他们最怀念的还是当年在“牛奶房子”的那段创业时光。

随着产奶量的扩大，我们家在鹿鸣春一楼开设了一个奶点，叫卖鲜牛奶，那时的牛奶，是一种极端高档的奢侈品。同时，我们家也给鹿鸣春供奶。有时候，我父亲到鹿鸣春吃饭，不但亲眼见过当时的名厨——王甫亭，还与他经常交流。

当时，沈阳名厨王甫亭的拿手菜是奶油鱼，原料中的牛奶——就是来自我家牛奶房子里的牛奶。这道菜传承至今，仍然是鹿鸣春招待贵宾的拿手菜品。

因为鹿鸣春里达官贵人出没，小伙计开始的时候还不认识我父亲，对他有点怠慢。后来我父亲找到老板说：“我是与你们合作的！”伙计再看到他，便总是毕恭毕敬的。我家的店铺，父亲挂起了“志立祥”招牌。当时沈阳城内的店铺招牌，往往是三个吉利的字凑成的，我父亲打出这样的招牌，应当说明他有一股自立自强的血气与决心吧。

当时在沈阳的商埠地内，有许多外国人开设的牛乳公司，例如在商埠地开设的奉天德国牛奶房等。1927年以后，日本商人开始饲养奶牛，有“明治制果酪农会社”、“名古屋”和“立昭”等奶牛场，奶牛品种大部分是日系荷兰牛。这时，日本租界地利用治外法权，对中国产的牛奶加以限制，不准进入租界地，而日本人产的牛奶，可行销全市。

1931年，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，强占沈阳，并把辽宁省改为奉天省。日军在市内大肆劫掠，屠杀市民，致使沈阳城人口骤减。这对于刚刚起步的民族乳业来说，是巨大的打击。

在伪满洲国时期，日伪当局侵占当地百姓的土地，又新建了“卡路必斯农场”、“加藤牧场”、“白俄牧场”等牧场。与此同时，日本的饮食类商品，如明治牛奶咖啡糖、新高牛奶糖等大量涌入沈阳。日本的老品牌“森永”，伴随着它可以“增加智慧、强壮体力、补助正值发育儿童之十种营养素”的宣传，在当时的沈阳赫赫有名，生产了包括牛奶糖、炼乳等一系列产品，实行多样化销售。

随着日本经济侵略和剥削势力的不断扩大，沈阳的工商业逐渐丧失了元气，陷入萎缩、凋敝的状态。1939年，沈阳市有奶牛404头。

1941年“太平洋战争”爆发前后，日本加紧对沈阳市工商业的控制，日本中纺系统负责人中条浩造趁机组织沈阳市的“牛奶组合”（专卖机构），取消了售奶界限。

把乳牛饲养者联合起来建设“牛奶组合”，本来意味着乳牛产业的进步。但在伪满洲国时期，该组织是殖民者统治的工具。首先控制了乳牛的饲料供应，再以威胁利诱手段，拉拢乳牛饲养的大户，为其筹措“组合”资金。

在伪满洲国时期，各个行业都以“组合”为名设立了统治机构，可以说是“水银泻地，无孔不入”，把商业流通各部门的物资，统统纳入反动统治的范围内。非专卖局许可的商店不准经营专卖品，非特殊会社的分支机构不能经营该会社所控制的物资，非加入输入联盟、批发商联盟或小卖商联盟的商店，不能得到联盟所统领商品的分配，非各种统制组合的成员，不能享有该统制商品的贩卖权利。

在战争与殖民经济的刺激下，1945年，沈阳市拥有奶牛708头，乳业有了一定进展。但当日本帝国主义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之时，他们有意地把优质奶牛分散到各处农场隐藏起来。